明福今投
《徽州百碑》，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、陈琪编著，安徽美术出版社2025年12月
徽州碑刻之搜集，始见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（1008-1016）李宗谔等奉诏纂修《新图经》，收录碑目11种，皆为歙县一地。其中最早为唐代吕渭撰《兴唐寺碑》，五代3种，其余皆北宋。因新安之石不宜碑刻，暴露岁久，剥泐不可读，加以宋宣和年间（1119-1125）方腊起义，存者寥寥，宋罗愿纂《新安志》转抄《新图经》碑目时，其碑或存或亡，已是不可知晓。
清代泾县赵绍祖致力于经史百家，尤笃金石，所编《安徽金石略》搜集徽州元代以上金石目录123种，注明遗佚65种，未见40种，存在15种，另有3种未注明。其中唐以上金石11种皆遗佚；宋代72种，存9种；元代36种，存6种，可见金石消亡之速与寻访之难。而清道光《徽州府志》收录碑刻35种，其中11碑目转抄罗愿《新安志》；增唐歙州刺史范传正撰《新路记》碑目，为祁门县碑刻，其时已佚；另有23碑目录自程敏政辑《新安文献志》碑记。其后，歙县汪宗沂有《新安访碑记》，惜未能一睹。许承尧纂民国《歙县志》补录汪宗沂未收碑目，有年代者27种，未详年代者42种，然据文献辑录，碑存或不存，皆不得知。
歙县新州叶为铭居杭州明福今投，为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，曾于民国15年、23年两度还乡，寻访金石，复撷历代《徽州府志》《歙县志》碑文编成《歙县金石志》十四卷，共集碑刻201种，另有商周铜器6种，宋器1种。其中，叶为铭访拓碑刻128种内，宋代1种，明代32种，清代61种，塔记与摩崖14种。这些访拓的碑刻，今大多已不复存在，且未见记载，幸已辑刻成书，文献价值，不可估算。然仅歙县一地，其他五县未与焉。
明清以来，徽商兴起，祠堂庙宇、桥梁道路，修造有碑，捐输有记，相当部分聘请名流为之撰文书法，选用上好石材，碑刻遍及城乡各地，加上公署、学校、寺观、书院等记事碑刻，数量可观。然年代久远，复经战乱等原因，有多少存世，难以统计。
2000年，陈琪先生参加安徽大学徽学中心卞利教授所主持的《徽州文化遗存的调查与研究》，主要调查祁门县境古代碑刻。一年多时间，祁门县提供了119种碑刻。此后，陈琪先生仍坚持不懈，注意调查搜集，同时注重碑刻所在的环境，范围扩大到徽州一府六县。20多年来，足迹遍布城乡古道、荒郊野岭，整理现存碑刻1500多种，还不包括徽州近年已整理出版的诸如黄山摩崖石刻、齐云山石刻等。从陈琪先生所调查碑刻的现状来看，其在民间者，仍不被有关部门重视，或断碑残碣，或挪为物用，甚至不少碑刻经过整理不久即毁坏消失，令人心痛！
从陈琪先生所调查的碑刻可知，赵绍祖《安徽金石略》载存在碑刻宋代9种，元代6种，今仅存宋长庆院塔刻字及灵惠庙碑；未见碑目录宋代21种，元代19种，今所发现的有宋代黟县碧山培筠园张九成诗碑，元代歙县郑村《郑令君庙碑》残碑。碑刻的消失，自然风化不可避免，更多的是没有保护意识。
碑刻作为石质文献，与其他历史文献相比，更具有原始真实的文献价值。从陈琪先生整理的徽州碑刻来看，种类繁多，数量庞大，历史悠久，内容涉及徽州的政治经济、社会治理、宗教条规、生活习俗、文学书法等各个方面，其丰富的内涵，为徽州社会各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新材料明福今投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。尤其是所整理的特殊碑刻，其研究价值尤为突出。
2006年12月8日出土于河西原歙县树脂厂宿舍楼址的《唐故歙州军事判官前国子监五经天水赵府君墓志铭并序》对徽州职官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。此碑是歙县首次发现的唐代墓志铭。碑文记载唐光启二年（886），国子监五经博士天水赵弘益来投奔老师、歙州刺史李擢。李擢任命赵弘益为歙州军事判官，谁料次年六月，赵弘益卒于任，厝葬河西。五老榜进士王村王希羽为之撰墓志铭并序。罗愿《新安志》载李擢于中和四年（884）来任歙州刺史，光启元年为吴圆任职，光启二年、三年为董昭明任职，历代府志相袭，与碑文所载李擢任职时间不同，当以碑文为准。另外，徽州一府六县志书所载唐代职官极为稀少，刺史以下职官未载者颇多，碑文所载歙州判官一职，志书未曾记载，而且此职可由刺史直接任命，亦未曾见文献记载。此外，清乾隆十九年（1754）《休宁县凹上村珠兰贡茶禁碑》为徽州生产珠兰贡茶填补了文献资料的空白。
随着时代变迁，风俗改变，建设发展，墓地碑刻不断被发现，大多未被其他文献资料记载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，尤其是称霸明清商界300多年徽商墓地碑刻，是研究徽商的重要实物。如《祁门县上箬咸丰十年王应庚墓碑》，记载的就是徽商发迹过后，贾而好儒、左贾右儒、以义为利的形象，对研究徽州风俗有着重要的意义。
典型的墓地碑刻极为少见，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。如徽州区琶塘胡述庵碑，有行状、吊诗、墓志铭、赞、启、合葬墓志铭祭文、祭诗、地理解说，计6方，诗文28篇、首，作者有内阁首辅杨一清、户部左侍郎汪元锡、福建按察使郑佐、翰林院编修潘潢、翰林院庶吉士余棐等23人。墓主作为徽商巨贾，堪比素封，卒后，墓地建造隆重风光，虽不能与四品及以上照例祭葬之品官相比，但别有心裁，名家为之撰文歌颂立碑，对研究徽商家族及墓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。
徽州碑刻散落于民间各地，或乡村古道，或深山溪涧，或私宅茅房，大多不易发现，寻访调查极为困难。首先是非恒心细致不能成事，如祁门县从未有摩崖的记载，后被陈琪先生发现5种，这个突破极为难得。碑刻的发现也需要机缘。如歙县河西长庆寺塔为七级实心塔，无级可登，塔内碑刻，先前无文献资料记载。2019年重修，为数十年难得机遇，陈琪先生拍得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）重修第七层结顶碑、重修第六层结盖彩画碑以及民国25年重修碑记共3方。
徽州碑刻在历史上未曾有过全面的田野调查，陈琪先生利用本土学者的优势，实事求是地进行拓片拍照等整理，20多年乐此不疲，发掘整理出自唐至民国年间碑刻1500多种，其中拓片900多种，时间跨度达千年之久。这些抢救性整理出来的新史料，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视野，增加了研究者的历史使命。近年来，陈琪先生在寻访碑刻的同时，也对碑刻做了些基础性的研究，先后在《安徽史学》《农业考古》《黄山学报》等杂志发表关于山林保护、茶叶营销、宗族管理、戏剧民俗等若干论文。
此次《徽州百碑》选出的498种碑刻，大多属于初次面世，采取图文对照的形式，并对碑刻的年代、规格、现状等进行介绍，兼具史料文献价值与艺术欣赏价值，并对促进徽州碑刻的保护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。陈琪先生旦旦而钓，以碑刻为终身事业，颇具任氏之风，期待早日将所有碑刻整理出版！
（作者：张艳红）
明福今投
启远网官网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