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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徽州百碑》,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、陈琪编著,安徽美术出版社2025年12月
徽州碑刻之搜集,始见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(1008-1016)李宗谔等奉诏纂修《新图经》,收录碑目11种,皆为歙县一地。其中最早为唐代吕渭撰《兴唐寺碑》,五代3种,其余皆北宋。因新安之石不宜碑刻,暴露岁久,剥泐不可读,加以宋宣和年间(1119-1125)方腊起义,存者寥寥,宋罗愿纂《新安志》转抄《新图经》碑目时,其碑或存或亡,已是不可知晓。
清代泾县赵绍祖致力于经史百家,尤笃金石,所编《安徽金石略》搜集徽州元代以上金石目录123种,注明遗佚65种,未见40种,存在15种,另有3种未注明。其中唐以上金石11种皆遗佚;宋代72种,存9种;元代36种,存6种,可见金石消亡之速与寻访之难。而清道光《徽州府志》收录碑刻35种,其中11碑目转抄罗愿《新安志》;增唐歙州刺史范传正撰《新路记》碑目,为祁门县碑刻,其时已佚;另有23碑目录自程敏政辑《新安文献志》碑记。其后,歙县汪宗沂有《新安访碑记》,惜未能一睹。许承尧纂民国《歙县志》补录汪宗沂未收碑目,有年代者27种,未详年代者42种,然据文献辑录,碑存或不存,皆不得知。
歙县新州叶为铭居杭州明福今投,为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,曾于民国15年、23年两度还乡,寻访金石,复撷历代《徽州府志》《歙县志》碑文编成《歙县金石志》十四卷,共集碑刻201种,另有商周铜器6种,宋器1种。其中,叶为铭访拓碑刻128种内,宋代1种,明代32种,清代61种,塔记与摩崖14种。这些访拓的碑刻,今大多已不复存在,且未见记载,幸已辑刻成书,文献价值,不可估算。然仅歙县一地,其他五县未与焉。
明清以来,徽商兴起,祠堂庙宇、桥梁道路,修造有碑,捐输有记,相当部分聘请名流为之撰文书法,选用上好石材,碑刻遍及城乡各地,加上公署、学校、寺观、书院等记事碑刻,数量可观。然年代久远,复经战乱等原因,有多少存世,难以统计。
2000年,陈琪先生参加安徽大学徽学中心卞利教授所主持的《徽州文化遗存的调查与研究》,主要调查祁门县境古代碑刻。一年多时间,祁门县提供了119种碑刻。此后,陈琪先生仍坚持不懈,注意调查搜集,同时注重碑刻所在的环境,范围扩大到徽州一府六县。20多年来,足迹遍布城乡古道、荒郊野岭,整理现存碑刻1500多种,还不包括徽州近年已整理出版的诸如黄山摩崖石刻、齐云山石刻等。从陈琪先生所调查碑刻的现状来看,其在民间者,仍不被有关部门重视,或断碑残碣,或挪为物用,甚至不少碑刻经过整理不久即毁坏消失,令人心痛!
从陈琪先生所调查的碑刻可知,赵绍祖《安徽金石略》载存在碑刻宋代9种,元代6种,今仅存宋长庆院塔刻字及灵惠庙碑;未见碑目录宋代21种,元代19种,今所发现的有宋代黟县碧山培筠园张九成诗碑,元代歙县郑村《郑令君庙碑》残碑。碑刻的消失,自然风化不可避免,更多的是没有保护意识。
碑刻作为石质文献,与其他历史文献相比,更具有原始真实的文献价值。从陈琪先生整理的徽州碑刻来看,种类繁多,数量庞大,历史悠久,内容涉及徽州的政治经济、社会治理、宗教条规、生活习俗、文学书法等各个方面,其丰富的内涵,为徽州社会各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新材料明福今投,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。尤其是所整理的特殊碑刻,其研究价值尤为突出。
2006年12月8日出土于河西原歙县树脂厂宿舍楼址的《唐故歙州军事判官前国子监五经天水赵府君墓志铭并序》对徽州职官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。此碑是歙县首次发现的唐代墓志铭。碑文记载唐光启二年(886),国子监五经博士天水赵弘益来投奔老师、歙州刺史李擢。李擢任命赵弘益为歙州军事判官,谁料次年六月,赵弘益卒于任,厝葬河西。五老榜进士王村王希羽为之撰墓志铭并序。罗愿《新安志》载李擢于中和四年(884)来任歙州刺史,光启元年为吴圆任职,光启二年、三年为董昭明任职,历代府志相袭,与碑文所载李擢任职时间不同,当以碑文为准。另外,徽州一府六县志书所载唐代职官极为稀少,刺史以下职官未载者颇多,碑文所载歙州判官一职,志书未曾记载,而且此职可由刺史直接任命,亦未曾见文献记载。此外,清乾隆十九年(1754)《休宁县凹上村珠兰贡茶禁碑》为徽州生产珠兰贡茶填补了文献资料的空白。
随着时代变迁,风俗改变,建设发展,墓地碑刻不断被发现,大多未被其他文献资料记载,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,尤其是称霸明清商界300多年徽商墓地碑刻,是研究徽商的重要实物。如《祁门县上箬咸丰十年王应庚墓碑》,记载的就是徽商发迹过后,贾而好儒、左贾右儒、以义为利的形象,对研究徽州风俗有着重要的意义。
典型的墓地碑刻极为少见,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。如徽州区琶塘胡述庵碑,有行状、吊诗、墓志铭、赞、启、合葬墓志铭祭文、祭诗、地理解说,计6方,诗文28篇、首,作者有内阁首辅杨一清、户部左侍郎汪元锡、福建按察使郑佐、翰林院编修潘潢、翰林院庶吉士余棐等23人。墓主作为徽商巨贾,堪比素封,卒后,墓地建造隆重风光,虽不能与四品及以上照例祭葬之品官相比,但别有心裁,名家为之撰文歌颂立碑,对研究徽商家族及墓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。
徽州碑刻散落于民间各地,或乡村古道,或深山溪涧,或私宅茅房,大多不易发现,寻访调查极为困难。首先是非恒心细致不能成事,如祁门县从未有摩崖的记载,后被陈琪先生发现5种,这个突破极为难得。碑刻的发现也需要机缘。如歙县河西长庆寺塔为七级实心塔,无级可登,塔内碑刻,先前无文献资料记载。2019年重修,为数十年难得机遇,陈琪先生拍得万历四十八年(1620)重修第七层结顶碑、重修第六层结盖彩画碑以及民国25年重修碑记共3方。
徽州碑刻在历史上未曾有过全面的田野调查,陈琪先生利用本土学者的优势,实事求是地进行拓片拍照等整理,20多年乐此不疲,发掘整理出自唐至民国年间碑刻1500多种,其中拓片900多种,时间跨度达千年之久。这些抢救性整理出来的新史料,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视野,增加了研究者的历史使命。近年来,陈琪先生在寻访碑刻的同时,也对碑刻做了些基础性的研究,先后在《安徽史学》《农业考古》《黄山学报》等杂志发表关于山林保护、茶叶营销、宗族管理、戏剧民俗等若干论文。
此次《徽州百碑》选出的498种碑刻,大多属于初次面世,采取图文对照的形式,并对碑刻的年代、规格、现状等进行介绍,兼具史料文献价值与艺术欣赏价值,并对促进徽州碑刻的保护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。陈琪先生旦旦而钓,以碑刻为终身事业,颇具任氏之风,期待早日将所有碑刻整理出版!
(作者:张艳红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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